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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新指標體系亟待建立-訪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
瀏覽次數:44602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9年09月02日  【字號

高質量發展:新指標體系亟待建立
——訪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




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全國兩會,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討論,一直熱度不減,共識不斷加深。委員眼中的高質量發展是什么樣?日前,記者就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以及其內涵之下的建立新指標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新舊動能轉換等問題,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

發揮能動要素的作用改革要充分考慮市場預期

記者:請問您怎么看高質量發展,目前的著力點是什么?楊成長:目前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明確它的含義,否則高質量發展可能就停留在概念上。我認為,高質量發展可能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高質量發展要更好地發揮能動要素的作用,也就是人和技術的作用。過去增長主要靠土地、資源、資金的投入,高質量發展講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關鍵在人和技術,因為人和技術是活的。其次,高質量發展要實現綠色發展和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再次,高質量發展的產品服務質量要上臺階。最后,高質量發展要經濟增長的成果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更加體現出貢獻。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突出三個方面。

第一,要建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指標體系非常重要,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的經濟指標體系跟過去有很大差異。舉個例子,高質量發展強調區域協同合作,這就需要建立“多邊”計算的指標。過去一些成績是很漂亮,但都是不能重復計算的、非此即彼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大江大河治理、生態環境保護是很難分清彼此的,需要“多邊”計算指標。

第二,要依靠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比如,產權改革和要素改革。這個要素不完全指傳統的資源資金這些,而是指一些現代要素,比如高端勞動力、企業家、技術產權要素等。第三,要處理好“互聯網+”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近幾年,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改善,“互聯網+”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經濟發展的重心要放在實體經濟上,突出問題是處理好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互聯網的關系,后者要服務于前者。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8項重點工作,第一項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楊成長:首先,從2016年開始,通過“三去一降一補”,一系列改革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這個有目共睹,不必贅述了。在未來的改革中要注意充分考慮市場的預期。一項政策推進下去,可能會對市場價格形成比較大的預期變化,這時候就反過來影響到金融甚至實體經濟。

因此,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有四個轉變。一是強調廣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三去一降一補”之外,更注重通過技術和制度變革去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二是更多地使用經濟、市場、法律、稅收的手段,減少行政手段。三是更加強調制度變革的作用,包括完善要素定價機制和產權制度等。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跟需求側的變化緊密結合起來。光有供給側的改革,沒有新需求,也是不行的。記者:辯證地看,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但需求側的影響是不是也不容忽視?您剛剛也提到了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結合。

楊成長:是的。我們要看到,某些領域的需求還是有下降的趨勢。比如,去年我國汽車銷量已經達到3000萬輛,占全世界汽車銷量的1/3還多。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汽車需求很難再繼續快速上升。再比如,我國手機每年銷售大概5.6億部,勞動力只有7億多人,長期來看,手機銷量也可能會飽和。還包括一些家用電器。正因為如此,需要培育新的市場需求,主要是新的消費需求。其中,關鍵是新的服務業需求,特別是對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有明顯帶動作用的教育、醫療、文化、旅游等。

此外,還要進一步培育外部需求。在全球貿易復蘇的情況下,要大力調整貿易結構,比如大力發展服務業出口。記者:在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上,您首先提到了新指標體系的建立,您的提案內容與此有關嗎?

楊成長:我今年的提案主要關注的就是新統計指標體系的建立。因為目前統計指標的不足,已經影響了人們對經濟形勢和運行的理解。一方面,傳統習慣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國有企業數據來說明整個經濟。但實際上,整個工業占GDP比重只有40%多,服務業占50%~60%。服務業指標不完善,僅看工業指標是很難反映經濟全局的。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指標并不能反映微觀企業的感觸,還需要一些反映營商環境的指標。此外,各地發展強調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怎么理解、如何衡量,這在經濟領域是很有爭議的。這些都是需要完善的指標。

風險要有效釋放杠桿在于適度

記者: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被放在三大攻堅戰之首的位置。您是經濟領域的專家,怎么看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金融去杠桿?楊成長:李克強總理在參加經濟、農業界委員聯組會時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理解,整個實體經濟運行當中的潛在風險還是比較大,所以要繼續把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2018年工作的一個重心。首先,要正確看待和理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一,不要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風險源簡單理解為是金融市場或者金融機構。金融風險,是風險在金融市場上的表現。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在實體經濟領域,或者說是在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結合上。強調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從實體經濟和金融兩方面著手。第二,不能從局部的、靜態的角度去看系統性金融風險。目前,對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認識不是特別到位。有些企業通過一些指標靜態地算一算,覺得風險不是特別高。應該看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整體性、動態性和傳染性。不能僅僅從靜態的、單一的企業角度來衡量,靜態的、分割的測算可能導致麻痹大意。

第三,防范風險也不是消除或消滅風險。金融市場必然存在風險,金融機構的本質就是在經營風險,正確的是讓金融風險在可測可控的范圍內。第四,要讓風險有效地釋放。要讓一些風險性事件正常暴露出來,而不是永遠不讓它暴露。最近市場上出現了一些風險性事件,是好事,恰恰證明我們對這類事情的處理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及時釋放風險,才能讓大家知道風險是存在的,從而增強風險意識?傮w來講,系統性金融風險還是可測可控的。

去杠桿方面,資本市場去杠桿與實體經濟去杠桿方向是一致的,去杠桿不是不要杠桿。任何金融投資和實業投資,只要杠桿是適度、得當的,都符合現代金融制度的本質特點。從這個角度講,無論是金融還是實體經濟,去杠桿都在進行時。如果說特別要注意的,我想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實體經濟要降杠桿,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地方經濟;二是金融領域要控制交叉投資、過度投資問題;三是要防止杠桿風險和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兩種風險的疊加。

去杠桿在短期內可能引起市場利率的波動。但是去杠桿、降風險,對金融機構經營環境的優化和長期穩定發展,肯定是有利的。這是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果的關系。

擴大股權融資

新產業要跟傳統產業結合記者: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重點放在著力發展實體經濟上。金融如何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

楊成長:第一,要按照企業財務優化和投資發展的需要,為企業提供合適的金融工具。很多金融機構現在還沒有做到真正滿足服務對象,也就是企業和老百姓的客觀需求。第二,整體降低企業財務成本。

第三,擴大股權融資。實體經濟要降杠桿,減少債務性融資,必然要求其他渠道補充資金,所以就必須增加股權融資。本質上,還是要通過降低負債融資擴大股權融資的方式來實現。記者:回到實體經濟,在經濟界別委員分組論會上,有委員力推人工智能等新經濟新業態。而在同一會場,也有來自傳統產業的委員在發言中力證傳統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我們看到,一方面,新產業迅猛發展,帶來了新增長點;另一方面,一些傳統行業也不可或缺,新業態也有紅極一時而后迅速淘汰的情況。您怎么看待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所謂“新”與“舊”的替代和接續?

楊成長:在推進產業結構轉型發展當中,不能采取“貼標簽”的方式,認為傳統行業肯定是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在歐美國家,一些品牌性的紡織服裝鞋帽,恰恰是盈利的行業?锤叨嘶虻投,主要要看對各類生產要素的敏感度。如果一個企業對生產要素變化太敏感,適應變化的能力很差,可能它就是低端的。

采取“貼標簽”的方式,反而使一些傳統產業的改造力度不夠,也讓很多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家感到沒有希望。好像現在不搞人工智能、不搞互聯網、不搞IT,企業就不行。所謂的新技術、新業態,都必須跟傳統產業很好地銜接和結合起來,才有生命力。的確,近幾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互聯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互聯網的作用在于搭平臺,節約信息成本,它不能替代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過程。

整個經濟過程,實際上就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結合過程!靶隆睂嶋H上是不斷提高勞動力的效率,互聯網、大數據是提高信息的效率,現代金融是要提高資金的效率,交通運輸現代化是要提高物流的效率。所以,不光是互聯網,所有要素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再就是,不僅舊產業有過剩,新興產業也存在階段性過剩。新產業的發展邏輯,必然是從無序到有序。對新產業新業態,首先要包容,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過熱或者階段過剩也是正常,長期則要加以規范、整頓。

記者: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在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發展方面,您有何建議?楊成長:國企改革大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了,屬于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運作改革,強調國有企業資本化運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所有制上實行混合所有制。

同時,也要關注民營企業改革。很多民營企業都是家族性企業,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搞技術改造、產品升級需要大量投資,整個風險就由家族承擔,這是不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F代企業制度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通過資本社會化,讓社會來承擔企業經營投資風險。另外,有一些委員提出中國應該推進真正的破產制度。要從正面的角度去理解破產制度,它其實是對企業投資人、所有者和利益關聯者的保護制度,而非懲罰手段。企業破產跟企業成長一樣,都是企業自身運行發展的自然規律。

(中國改革報社記者徐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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